世界观天下！吕纪院体花鸟画的两种形态
吕纪 雪柳双凫图 上海博物馆藏
花鸟画在唐代前期独立成科，至五代两宋出现了第一个繁盛时期，形成“黄家富贵，徐熙野逸”的格局，这一格局在明代宫廷花鸟画创作中得以延续和发展。在明代前期的宫廷绘画中，院体花鸟画最为引人注目，艺术成就在人物画和山水画之上，出现了边景昭、林良和吕纪三大名家。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如果说边景昭花鸟画继承了黄筌画派富丽秀雅的风格，林良花鸟画延续了徐熙画派清新洒脱的风格，那么吕纪院体花鸟画则兼容了“黄家富贵”和“徐熙野逸”，并在此基础上自创新格、独成一体。
吕纪院体花鸟画对后世花鸟画的衍变产生了巨大影响，不论宫廷画家抑或民间画师，也不论职业画家抑或文人画家，莫不从中汲取丰富的艺术营养。
明 吕纪 寒雪山鸡图
一、时代语境和生平事略
1368年，朱元璋称帝，建立明朝，历经洪武之治、永乐盛世、仁宣之治和弘治中兴后，社会稳定，经济繁荣，国力日渐强盛。宫廷绘画得以恢复和发展，并占据画坛主导地位，虽不及两宋画院繁盛，但依然取得了巨大成就且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尤其宫廷花鸟画，繁盛程度堪与两宋画院花鸟画比肩。
明朝建立伊始，明太祖朱元璋没有效法宋朝建立专门的皇家画院，仅征召画家“供事内府”。明成祖朱棣迁都北平后，虽曾试图建立正式的皇家画院，但因政务和军务繁忙而没有实施，仅将宫廷画家作了别样的职务安排，或挂职于文华殿、武英殿，或隶属于翰林院、文思院。故而，明代是否存在皇家画院成为画史学者争论的公案。杨伯达曾言：“从实质上、功能上看，认为应当是有画院的，这就是有实无名。”他还说：“仁智殿、武英殿、文华殿都履行着画院的职责，这是有画院之实而无画院之名。”笔者深以为然。譬如，吕纪就曾待诏武英殿并升任锦衣卫指挥，而邱濬在题林良《画鹰图》的诗中也称：“仁智殿前开画院，岁费鹅溪千匹绢。”
明 吕纪 牡丹锦鸡图 中国美术馆藏
虽然明代画院在建制方面不及两宋画院规范，但宫廷花鸟画的创作经过洪武、永乐两朝，至宣德、成化、弘治三朝已然呈现出繁盛局面。这一局面的出现，首先和院体花鸟画自身的艺术特性有关。花鸟画以自然界中的花卉、禽鸟为主要表现对象，与政治并没有直接的联系，故而创作过程中的禁忌较少。而且，花鸟画较强的观赏性又使之成为明代宫廷绘画中最为称旨的画科，点缀于辉煌殿宇之中的装饰画、节令画、屏风画大多是院体花鸟佳作。其次，宣德、成化、弘治三朝皇帝皆雅好丹青，善于绘制花卉翎毛。宣德帝朱瞻基“万机之暇，留神词翰，于图画之作，随意所至，尤极精妙。盖圣能天纵，一出自然，若化工之于万物，因物赋形，不待矫揉，而各遂生成也”，他是造诣极高的花鸟画家，钟情于院体花鸟画创作，有不少属于院体花鸟画范畴的精品佳作传世。成化帝朱见深和弘治帝朱祐樘的御笔大多以牡丹及梅兰竹菊“四君子”为主要题材。
正是宣德、成化、弘治这三朝皇帝的偏好，有力地促进了院体花鸟画的发展，奠定了其在明代前期宫廷绘画中的独特艺术地位。吕纪恰是在这样的时代语境中进入宫廷，并开始系统地研习和创作院体花鸟画的。
吕纪，字廷振，号乐愚（又作乐渔），四明（今浙江宁波）人，生于1440年左右，“风神清雅，留心藻绘，成缀以诗”。曾得到致仕在家的尚宝司少卿袁忠彻（1377—1459）的赏识。袁忠彻善相术，好诗文书画，他的瞻衮堂曾收藏过《清明上河图》。吕纪得袁忠彻资助，安心创作，画艺大进。明宪宗成化年间，吕纪进入宫廷。入宫伊始他就大展才华，杭淮《双溪集》中有诗云：“吕纪昔在宪宗朝，指挥直入明光殿；金盘赐予出金银，落笔天颜生顾盼。”吕纪以出众的才艺成为与边景昭、林良齐名的宫廷画家，曾待诏武英殿，供事仁智殿，入御用监，任传奉、百户、千户、锦衣卫指挥等职。而在明孝宗弘治年间，更得皇帝青睐。画史记载，吕纪生病时，明孝宗极为关切，经常询问其病情，对这位宫廷画师格外关爱。
关于吕纪的卒年，画史学者有两种观点。
双鹤图
单国强在《林良、吕纪生平考略》一文中说，吕纪卒于弘治帝驾崩的1505年之前，享年六十多岁。其依据是徐象梅在《两浙名贤录》中的记载：“比病，（弘治帝）存问络绎，（吕纪）自言曰：‘渥恩难胜，吾其死矣。’果卒。”孔六庆在《继往开来：明代院体花鸟画研究》一书中也持此观点。
而王伯敏在《中国绘画通史》（2008年版）中则指出，吕纪在明武宗正德年间依然活跃在画坛。书中记载，明武宗即位后，曾召吕纪绘制仁智殿前的双鹊，并询问吕纪家乡风光，吕纪回答道：“村前绕水，飞禽嬉其上，他乡不可见。”明武宗便给了吕纪南归的假期，使他得以回到故乡明州，并游览杭州。
以上两种观点各有论据，拙文存录以备方家考证。
明 吕纪 雪梅集禽图
二、院体工笔形态花鸟画
就艺术风格而言，吕纪院体花鸟画分为院体工笔和水墨粗笔两种形态。
院体工笔形态是吕纪花鸟画的主体，此类作品以孔雀、仙鹤、鸳鸯、锦鸡、雉鸡、黄鹂等色彩绚丽的珍禽为主要表现对象，配以牡丹、芍药、湖石、流泉等，营造出富丽清雅的艺术意境。
吕纪出生地四明（今浙江宁波）和南宋行在临安（今浙江杭州）相距不远。我们知道，四明的画家深受南宋院体花鸟画的影响，吕纪亦不例外。他在袁忠彻处临摹了大量唐宋绘画，因此继承了唐宋花鸟画精工富丽的风格。
画史有记载：“（吕纪）初学边景昭花鸟，袁忠彻见之，谓出景昭上。馆于家，使临唐宋以来名画，遂入妙品，独步当代。”由此可见，吕纪院体花鸟画的工笔形态形成于入宫之前。明代前期宫廷花鸟画秉承唐宋画风。深得唐宋花鸟画精意的边景昭主导永乐、宣德两朝画坛，其院体花鸟画“承黄筌设色遗绪”，笔法细腻，敷色浓丽，成为吕纪入宫后模仿和学习的对象，也促进了吕纪院体工笔花鸟画的成熟。
明 吕纪 桂菊山禽图
较之边景昭院体花鸟画，吕纪工笔形态的院体花鸟画在笔墨、设色、构图和立意上均有创新和改进：用笔更加粗壮有力，设色更加沉着含蓄，造型更加简洁明快，意境有了更多的内涵和意蕴。《无声诗史》评价道：“（吕纪）作禽鸟如凤、鹤、孔雀、鸳鸯之类，俱有法度，设色鲜丽，生气奕奕，‘当时极贵重之’。”由于吕纪笔下的禽鸟栩栩如生，以至于他画在墙壁上的雌鸡曾引来雄鸡依偎，久久不肯离去，而他应诏而作的作品也总能“立意进规”，颇得皇帝的赏识，这使其成为明代开宗创派式的院体花鸟画家。
吕纪传世的院体花鸟画作品有七十多幅，主要收藏在北京故宫博物院和台北故宫博物院，其他散见于辽宁、山东、天津、上海、广东、浙江、江西和江苏等地的博物馆、美术馆、美术学院等处，还有少部分作品流传海外。吕纪传世的花鸟画作品尺幅往往巨大，远超两宋花鸟画家，亦在边景昭之上。譬如《柳荫白鹭图》《榴葵绶鸡图》《柳荫三鸶图》《柳塘禽集图》和《杏花孔雀图》的长度均超过200厘米，而《雪岸双鸿图》《四鹊图》《花卉翎毛图》《雪梅锦鸡图》《梅石狮头鹅图》《秋鹭芙蓉图》和《菊桂山禽图》的长度也超过了190厘米，这些作品极具视觉冲击力，呈现出恢宏气势。
杏花孔雀图
《杏花孔雀图》（绢本设色，纵203.4厘米、横110.6厘米，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图绘一对孔雀栖息于牡丹花畔、杏花树下，画幅右方署款：吕纪，钤印：四明吕廷振印。画面下方的野草坡地上矗立着一块玲珑剔透的湖石，其旁有一株牡丹盛开，枝繁叶茂，绽放的花朵艳丽娇嫩，未开的蓓蕾蕴含着无限生机。图中绘两只孔雀，一只单脚站立于湖石之上，长尾垂地，正回首欣赏着随风轻轻摇曳的红色牡丹；而另一只则蜷伏于湖石之上，欲啄枝叶，神情安然。画家用极其细腻的笔法绘制出两只孔雀，造型生动逼真，线条严谨工细，敷色晕染细腻，呈现出典型的“黄家富贵”风格。看那繁花盛开的杏树，其主干苍劲古朴、曲直有致，枝干横斜交错、穿插自然，颇具节奏感。粉色的杏花争相怒放，与停栖于枝头的麻雀一起闹出了无限春意。
菊桂山禽图
《菊桂山禽图》（绢本设色，纵192厘米、横107厘米，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是典型的工笔重彩画作品，描写秋日郊野一景。只见山石土坡之上，桂树挺立，菊花怒放，八哥绶带鸣叫争食于其间。花、叶、鸟采用黄筌笔法，勾写细致，敷色艳丽。尤其山禽的刻画，更是形神兼备，对唱的、鸣叫的、远眺的、争食的，姿态各异，生机盎然。作为衬景的山石树木则用粗笔勾勒，豪放大气，与禽鸟花卉的细腻笔触形成强烈对比，营造出深邃的意境，具有别样的艺术审美价值。
值得注意的是，吕纪曾通过院体花鸟画向皇帝进谏，这是他胜出同时代诸多画家的地方。
《宁波府志》记载：“其在画院，凡应诏承制，多立意进规。孝皇称之曰：‘工执艺事以谏，吕纪有焉。’”《鄞县志》也有类似的记载：“武宗居东宫时，孝宗谓曰：‘吕纪之画，妙夺化机，如《英明听谏》《万年清洁》等图，极关治体，足为传世之宝。’”这些被画史学者津津乐道的轶事，与弘治朝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有很大关系。
明朝初年，皇帝对宫廷画家往往“随其兴而嘉奖或处罪”，有的画家因创作“不称旨”而被杀，有的画家因被谗而革职。《明史》中记载：“（明孝宗）独能恭俭有制，勤政爱民，兢兢于保泰持盈之道，用使朝序清宁，民物康阜。《易》曰：‘无平不陂，无往不复，艰贞无咎。’知此道者其惟孝宗乎！”可见此时期君臣关系较为和谐，故而在政治上并没有什么地位的吕纪也能以画代言劝谏皇帝，并得到皇帝的赏识。
虽然我们如今无从得见《英明听谏》和《万年清洁》两图，但可以通过《九鸶图》和《柳荫三鸶图》窥见此类院体花鸟画的意蕴。
九鸶图
《九鸶图》（绢本设色，纵148.5厘米、横82.5厘米，现藏于美国波士顿博物馆），此图描绘秋日荷塘一隅。只见荷叶摆动，柳叶轻拂，九只洁白的鹭鸶或飞翔、或停栖、或伫立、或觅食、或远望，神态各异，栩栩如生。“九”谐音“久”，为吉数，“鸶”谐音“思”，“九思”语出《论语·季氏》：“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显然，吕纪欲以此图来劝谏皇帝从诸多方面进行施政考量。
柳荫三鸶图
《柳荫三鸶图》（绢本设色，纵219厘米、横107厘米，现藏于山东省博物馆），画面右侧下方款署“锦衣吕纪”。图绘初春时节的小景，柳树新发嫩芽，树干粗壮有力，柳枝婀娜多姿，一对山雀嬉戏于柳丝低垂处，三只鹭鸶站立于枝干之上，亭亭玉立，洁白如玉，其中两只昂首遥望远处，一只低头梳整胸羽。虽然画面所表现的物象十分简约，却将春天伊始的勃勃生机展露无遗。图中的禽鸟造型准确，勾勒工致，敷色雅丽，真实生动，极具“黄家富贵”意韵；而树木枝干用斧劈皴法绘就，笔墨粗放遒劲。此图多种技法并用且娴熟自如，足见画家绘画技法功底之深厚。
吕纪为人“谨礼法，敦信义”，盖借《柳荫三鸶图》中的三只鹭鸶寓意三思而后行，用谐音象征拟指事物的手法规谏皇帝。正如诗塘中受亭氏题诗云：“不共凡禽高下飞，闲随嫩枝思依依。夜深露净疏翎翮，日暖光浮白雪衣。晴月梦回二岛去，穿云影乱九霄微。铁箫声断秋宵冷，应有仙人忆未归。”
明 吕纪 秋鹭芙蓉图
三、水墨粗笔形态花鸟画
吕纪水墨粗笔形态的院体花鸟画以野禽荒草入画，用笔粗简奔放，水墨淡彩相谐，别有一番情趣。这种画风上承五代徐熙，近学明代林良。吕纪进入宫廷时，林良花鸟画风因得到明宪宗的青睐和推崇而风靡。林良花鸟画以水墨写意为主，笔法飞动，墨色灵活，“取水墨为烟波，出没凫雁喋唼容与之态，颇见清远”“运笔遒上，有类草书，能令观者动色”，开明代水墨写意花鸟画之先河。吕纪作为宫廷晚辈画师，颇受林良画风影响，以至于吕纪在这段时期创作的院体花鸟画作品“多假书良名”，遂形成荒率写意的风格。吕纪水墨粗笔形态花鸟画崇尚“徐熙野逸”意趣，题材多为败荷、秋芦、野凫、鹭鸶，看似平淡寻常，实则意味深长。值得注意的是，吕纪此类清雅野逸的作品既迥异于边景昭笔法严谨的工笔重彩画，也不同于豪纵奔放的文人写意画。作为深得帝王恩宠的宫廷画家，吕纪没有徐渭“笔底明珠无处卖，闲抛闲掷野藤中”的无奈和凄凉，自然就没有心性自由、酣畅淋漓的遣兴笔墨。吕纪水墨粗笔形态花鸟画依然遵循皇家画院的基本规范和绘画风格，在不脱离形似的基础上表达物象的生动情态，没有文人写意画自由创作状态下的随性笔墨和任意变形。其传世的水墨粗笔形态花鸟画代表作主要有《残荷鹰鹭图》《鹰鹊图》《荷渚睡凫图》《寒雪山鸡图》《竹枝鸲鹆图》《月明宿雁图》《芦雁图》和《四鹊图》等。
残荷鹰鹭图
《残荷鹰鹭图》（绢本淡设色，纵190厘米、横105.2厘米，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画家用兼工带写的风格和水墨写意笔法描绘了秋风吹拂下的荷塘一角。只见一只尖嘴利爪的苍鹰圆目炯炯有神，正扑向荷塘；荷梗苇茎间白鹭连奔带飞，惊恐逃窜；其他小鸟和水禽或潜水，或瑟缩，或急飞，神态各异，栩栩如生。而随风摇曳的残荷和芦苇进一步渲染了紧张气氛。此作构图精妙，造型准确，用笔多样：鹰用碎笔点染，颇具质感，与林良风格如出一辙；鹭用勾勒法，粗放有度；荷叶工写结合，中锋勒笔勾茎，叶子正面用簇笔点染而成，显然融合了边景昭和林良的艺术风格。《残荷鹰鹭图》充分展现了吕纪院体花鸟画的艺术特质，即融合各家风格，最终形成自己的独特面貌。正如明代著名书法家祝允明所言：“近时画家以翎毛称南海林良以善，数年来有四明吕纪廷振特善花鸟之誉。林笔多水墨，寡敷染，大率气胜质，廷振则兼尽之。”
鹰鹊图
《鹰鹊图》（纸本淡设色，纵120.7厘米、横61.5厘米，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图绘苍鹰独立山岩之顶，身姿矫健，虽然目光如炬、炯炯有神，却透露出些许温和之情，注视着枯枝败叶处相伴飞鸣的蜜蜂。而岩石树枝旁的喜鹊惊恐地回首张望，展翅欲逃。画面右上方款署：吕纪，钤印：四明吕廷振印。此图可视为吕纪学习林良画风的代表作。老鹰和喜鹊用水墨粗笔绘就，简练传神、遒劲有力；山石用斧劈加拖泥带水皴写出，雄浑粗犷；枝叶和蜜蜂则用相对细腻的笔触绘制，深得林良粗笔水墨花鸟画之精髓。
吕纪院体花鸟画既承袭了“黄家富贵”的宫廷绘画传统，又兼容了“徐熙野逸”的文人画意趣，并以特殊的花鸟画题材劝谏当朝皇帝，在宫廷绘画的框架内创立了新的花鸟画风。明朝右都御史沈思孝这样评价吕纪院体花鸟画：“设色鲜丽，生意蔼然，前与宋元并肩，后当无复能继其踵者，真绝作也。”吕纪院体花鸟画是继边景昭、林良之后明代宫廷花鸟画的又一高峰，对明清乃至近现代花鸟画的衍变和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主要传人有吕高、吕棠、吕远七、叶双石、胡镇、萧增、刘俊等，受其画风影响的有陆镒、殷宏、郑石、朱端、陆锡、童佩、罗素、殷善、殷偕、唐志尹、李一和等。
来源：中国书画报
关键词： 吕纪院体花鸟画的两种形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