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资讯：“在乡下，神是朴素的”
◎李壮
从文学“出圈”说起
很早就知道蔡崇达，也大致翻阅过他那本著名的畅销书《皮囊》。《皮囊》是散文集，这次的《命运》则是长篇小说。长篇不好写，对阅历沉积相对单薄的年轻作家来说尤其如此，更不用说从散文一步直接跨到长篇，距离实在很大、某种意义上也颇为惊险。因此，我原本并没敢对这部小说抱有过高的预期。但读完之后我发现，这部小说实际的完成度，比我的预期要高出很多：这是一部有特点的小说，在我看来，也称得上是一部颇好的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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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不止是我。我想很多人都会对《命运》抱有各自的预期。而且，不同于我的“预期”，他们适用的词，大概是“期待”。蔡崇达无疑是一位读者众多的写作者，而《命运》在人物原型和主旨设计上，又部分地继承、延续了曾经大热的《皮囊》。我想起前阵去参加《命运》的首发式研讨会，当天早上起床出门前，忽然在微信朋友圈看到了刘德华推荐《命运》的带货小视频，华仔手里拿着的，是《命运》试读本——很眼熟，跟我手里正拿着的、各种折角划线做批注用来一会儿开会发言的那本，是完全一样的。
当时我忽然间还有点感慨。一是为自己感慨。这些年文学界流行玩“试读本”，试读本当然限量，万事万物一旦限量就多少有点奢侈品的幻觉；如此说来，这还是我人生中第一次拥有刘德华同款限量版奢侈品——开个玩笑。二是为文学感慨。现在都讲文学要“出圈”、要在更广大的社会读者中产生更强的影响力。我想，在一个剧烈变化的时代中，这是保持文学内在活力动力的必然之路。老实说，出圈的纯文学作品不算很少、甚至有明星带货的作品也不止《命运》一部。然而，那些作品真的都足够好吗？它们真的能代表当下文学写作足够真诚、足够有灵气的那些侧面吗？我其实并不敢对每一部都作保证。但《命运》的“出圈”我是乐于见到的，它的确在相当程度上显示出纯文学的创造力和温度，这样的作品走出去是“长脸”的——这是题外话。
回到“题内”。一种超出预计的满足当然是惊喜，但这种惊喜是相对的、绑定着阅读判断者主观的估算，很真实，但未必重要。更重要的惊喜是客观化的——抛开作者，抛开一切“前理解”“知识背景”，就只看文本：一部作品是否能带来审美或情感的冲击？是否能带来一些清新的、不一样的质素？我想在这一点上，《命运》同样优秀。
聪明人写小说
最直观的质素之一在于，《命运》在语言和创意上能够明显地令人感受到，这是一个聪明人在写小说。
似乎是废话。好像这是天经地义理所当然的事情：都写小说了，还不聪明吗？但实际情况又没有那么天经地义：现实经验的弹性正在丧失、匠人式的习性也在不断侵蚀艺术的创造力，如今能从作品里面一眼读出才华的作者，大概并没有我们想象的多。更何况，如今聪明人中愿意投身文学创作的比例，应该也没有以前高。因此《命运》所显示出来的聪明就很可贵。
这种聪明，一方面是语言。《命运》所呈现出来的语感很好，长句与短句、口语和书面语交错使用的节奏感拿捏得很舒适，许多地方的用词奇险、意外但又合情合理。总体来说，蔡崇达使用的是轻盈灵动、情感饱和度很高、甚至带有相当的不确定性的叙述语言，用这样的语言写长篇，无疑需要底气。
另一方面是创意的选取和把控能力。例如小说的开头，用九十九岁阿太等待死亡的方式开启主体故事的回溯。“等不来”或“死不了”的创意很典型但也很危险，因为现代主义以来有太多的经典之作以此为核、直至将此塑造为现代病的典型象征，如“等不来”有贝克特《等待戈多》、“死不了”有艾略特《荒原》著名的题词（引用了因无法死去而备受折磨的先知西比尔的典故）和迪伦马特剧本《流星》……珠玉在前，一不小心便有陈词滥调之危。但蔡崇达却避开了那种高度象征化的写法。利用充分展开的民俗化细节，他将叙述的重心引向了“离世真是个技术活”和诸种奇奇怪怪的“死亡的灵感”；与此相应，小说的指向也不在于“死的隐喻”而在于“生的坚韧”，而“生的坚韧”又是通过“生的琐碎”来一点点构建起来的……以轻写重、举重若轻，无疑是宝贵的能力，也是“聪明”的具体表现。
泉州的奥林匹斯山
奇险而妥帖的不仅仅是语言或创意。《命运》的主体内容也是如此：“与鬼神对话”是故事的核心线索乃至关键装置之一，小说讲的是“神神鬼鬼”的故事、聚焦的是一群“神神叨叨”的人。出现在《命运》里的神鬼之事之名众多，纵然真真假假、虚虚实实，总体看，实可谓自有逻辑、自带体系。一眼看去，几乎像是一本客家文化版的赫西俄德《神谱》，把泉州小镇写出了几分奥林匹斯山的味道。
子不语怪力乱神，这样的题材无疑有点叛逆。然而神怪的题材内容并没有让小说显得怪异甚至“神经质”。它当然有“怪”的元素乃至噱头，但所有这些“怪”都很亲近、很熨帖，寻常、自然、并不炫耀。因此，那么多异质性的元素，却并不会引起阅读中的“排异反应”。
说到底，《命运》里的鬼神或曰“超现实元素”，其施加给人物（以及故事）的力，不是“支配”，而是“参与”、甚至“陪伴”。它们就在小说人物的身边飘荡着、晃悠着、很散淡地参与着人物的日常生活，人物面对它们时的姿态带一点仰视、但更多是平视。大普公、夫人妈、圣童子……许多奇奇怪怪的“神明”，他们都有着过于浓郁的“人味儿”，甚至原型本来就是很具体的人、许多还是悲惨苦命的人。他们与小说人物、小说情节相关联的方式，很日常、也很温暖；不魔幻，倒很现实。
我想起青年诗人张二棍一句很有名的诗：“在乡下，神是朴素的。”用在《命运》身上，挺合适。在此意义上，《命运》里对神鬼元素的运用，与其说类似赫西俄德、倒不如说更像蒲松龄的路子。
“个人史”结构下的历史书写
甚至神明也有无助的时候，也有“保质期”。
随着故事的推进，许多过去的习俗被排斥和遗忘了，与鬼神交流的能力也失传了。“神”流离失所，然后背井离乡。“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新神换旧神”——这是我对这部小说的本质理解。事实上，这恰恰是整个中国近现代历史中，处于最核心部位的宏大想象：生活世界和历史逻辑周期性地剧烈变动，那些被崇拜、被追求、被依赖的东西，也一直在改换。如果说《命运》里的妈祖和大普公等，指向的是古典中国的文化传统和情感结构，那么它们的位置及功能，在一百多年的时间内，先后被“德先生/赛先生”、民族意识及其情感认同、历史乌托邦想象、实用主义的现实物质追求等依次取代。
以上这些，在《命运》里都有展示。因此不要忘记，《命运》在根子上是一部以散文化笔调和“个人史”结构书写出来的历史题材小说：九十九岁的阿太当然不会白白活这么久，她要见证世间的变化，要用自身极其缓慢也极其平静的衰老过程，来映衬并展现“人间正道是沧桑”。为了避免剧透，我只能很概括地介绍一下“阿太”这个形象：她一生缺少亲人又寻找亲人、不断获得亲人又不断失掉亲人……艰辛和苦难缠绕着她，但这位终其一生只生活在自家庭院方圆几里内的老太太，却散发出覆盖甚远的爱和宽容。在一系列的变动之中，阿太身上展现出某种“不动”的执拗和莫名坚定的“信”。所谓“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新神换旧神”，阿太就是江岸边的那块石头，甚至是大江头顶的月亮——“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望相似”。也正是从阿太的身上，蔡崇达最终抵达了故事在情感和价值上的重心。他为小说里那形形色色的人物——也为我们——找到了一尊更加稳固的“神”：按我的理解，它就是善、就是希望、就是生活与人性的古老温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