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速读：文荟‖我和《大刀记》
□ 赵 峰
郭澄清是我最早熟知的那批作家之一。我读《闪闪的红星》《金光大道》更早，但主要精力都放在故事情节上，一般不记作者名字。《大刀记》《渔岛怒潮》是广播里听的。那时几个孩子的零钱加起来，不过一两张毛票和几个硬币，也没法买两本如此大部头的小说。《闪闪的红星》是学校的书，《金光大道》是村图书室的。说是图书室，还盖有一个专门的红印章，其实不过是个大木箱子而已，大箱子里还有《哥达纲领批判》《反杜林论》那些稀奇的书。看过电影《艳阳天》，也会唱“小小竹排江中游”了，也不知道浩然、李心田是谁，更晚才知道姜树茂，却单单就记住了郭澄清，还有在广播里播讲的薛中锐，说不清是啥缘分。
那时广播村村通、家家响，再偏远的地方也遗漏不了，路难行，车不达，但广播无一例外地通。除及时传递北京喜讯外，还给偏远边疆、寂寞村寨带来昂扬激情，《阿佤唱新歌》是那时期的代表作。小说联播则开启了我内心的另一扇大门——文学。
(资料图)
起初，墙上挂的小喇叭也很简易，就一个比碗大一些的黑纸片，中心放个白铁片儿，效果差，发音呲呲啦啦。后来喇叭进步了，换成了尾部有磁铁，线包，金属外壳的那种。一家人都敬重喇叭，爸爸还托木匠给做了个盒子罩起来，怕声音闷了，又在喇叭那儿开了个口子，并镂空个五星，用红漆一涂，就是家里屈指可数的艺术品了。听《渔岛怒潮》，小纸片喇叭吐字不清，有很多疑惑不能解，特别是紧要处就更急人了，像个爱讲故事的半哑子，越到细节处越说不出话。播《大刀记》换了新喇叭，薛先生每一个字都能准确送达到耳中。
唯有一处疑惑，就是郭先生的名字，到底是哪三个字，我们都推敲过多次，甚至在朋友间引起争论。我觉得该是郭成青，陆说不对，应该是郭成卿，人家名人一般不用这个青，忒土。陆家有不少线装书，他读小学就知道两个叫“卿”的名人，刘长卿，关汉卿，这可了不得，连老师都不知道，我很敬重他。壮不同意我两个的说法，别闹了，名人哪儿会用“成”呢？人家肯定是郭承青，用“成”太低级了。无法统一，我暂时还是倾向陆的郭成卿说，博学才能多识，压根也没拿壮说得当回事。
去书店看到《大刀记》的画本就赶紧买下一册，放弃很久就想买的《西沙儿女》。手头太局促，顾东就没法顾西，只有忍痛割爱，选择最喜欢的。但画本也有个好处，十个朋友交换看，买一本就相当于十本。画本较之于广播和原著，容量要小得多，最多抽一条主线，不能展开，但画本是视觉艺术，和听觉艺术比起来要直观得多，立体形象得多。小说联播的好处就是能充分调动听众的想象力，读者能够二度创作。
《大刀记》最吸引我的是那把大刀，梁永生大刀是祖传的，不一般。我也一直想弄把刀，和村里一位手巧的朋友，鼓捣了不少木头刀。后来外甥学武术，放到我家一把武术用刀，太薄，一舞扎就呼呼啦啦地响。村里还有几把刀，我都见过，有骑兵用的马刀，也有日本军官用的指挥刀，都是高粱叶子一样的细长刀，缺梁永生大刀的威严。像梁永生用的这刀，没法搞到。澄清了一件事，就是作者郭澄清先生的名字，画本封面上原原本本写着呢，原著作者：郭澄清。
郭先生毕竟是现实主义，他没有武侠小说般把这口大刀写成迎风断发，削铁如泥，杀人不见血的样子。电影里那个镜头只是杀了西瓜，也没有渲染汁液流淌，不然真会形成某种心理障碍，再也不敢吃西瓜。上影导演高明，杨在葆的表演也到家，那瓜园切瓜成了一个老少其乐融融的温馨场景，成了淳朴乡村的一个动人画面。早年侠客，还有义和团大刀会的人都喜欢一把刀背在身后，如《水浒》里的杨志，大刀王五。样板戏里的新四军、八路军也背。郭先生只是用刀反压迫，抗外侮，他满是愤怒的刀就不能云里雾里地乱砍，也只有这样，这刀才有真正民族正义力量。
家里的喇叭不争气，正听在兴头上，广播不响了，一连几天风雨交加，据说是大风刮断了电线。我急得发疯，却意外地得到一台熊猫牌小型收音机。可以带到地里边割草边听，两不误。那一段时间说鬼子石黑和坏人白眼狼最多，也最热闹。
《大刀记》不晦涩，通俗易懂。只是在人物塑造上蹈了“非黑即白”“非好即坏”的覆辙，典型的二分法，没有人性的中间地带和多样性。这样写人物，形象就不够丰满，也同时削弱了应有的艺术感染力。但无论怎样说，郭先生讲的大刀故事对我影响是巨大的，他的作品刻画了更多丰满血肉的普通人，非常难得。当我有了一点经济能力的时候，我用卖土鳖的钱，又买了一本《麦苗返青》。之后陆续还买了《黑掌柜》《公社书记》《篱墙两边》《蹩拉气》《茶坊嫂》《助手的助手》等，郭澄清小说质朴、浑厚、凝重、深刻的风格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重新关注郭澄清先生，是读了《山东青年报》刊发的郭澄清先生专访后。郭先生当时境遇很糟糕，瘫痪在床，却依然笔耕不辍，被称为中国的保尔·柯察金。我还记得那专访题目《咬定青山不放松》，我说用一句唱词《根深扎在群众的土壤内》，更能体现郭先生身残志坚，扎根故土的执着。
一个作家无病呻吟，搔首弄姿，是写不出《大刀记》的。《大刀记》记录了那场伟大战争中的冀东南鲁西北一角，也是郭先生融入那个波澜壮阔的时代，与那段历史同呼吸、共命运的产物。但什么是《大刀记》的贡献呢？或者说从文学史的角度来看，它在今天依然有何突出的意义？我认为那就是它在革命历史叙事中非常生动而深刻地表现了人伦价值。即使在那样的时期，文学不仅仅是斗争的武器，也是一个民族伦理价值记忆和重新建构最重要的形式。当年山东划出一个临西，少了一个吕玉兰，接来一个宁津，我们有了郭澄清。当初吕玉兰名头更大些，河北还以为捡了便宜。鲁冀唇齿相依，血脉相连，运河、徒骇河、马郏河贯穿两地，水乳交融，又怎么分得清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