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师者情怀 榜样的力量——刘跃进《从师记》读后

刘跃进先生回忆散文集《从师记》新近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引起学界关注。书中，作者不仅用纪实笔法回顾了他游学南北、数从名师的学术人生，而且公开大量书信、日记等私人史料，真实再现了各位老师在不同时期、不同方面对他读书治学方法的指导，求学问道精神的感召，让我们有机会聆听大师教诲，感受他们为人为学的精神品质，极具史料价值与指导意义。

一如罗宗强先生所教导的严谨认真的治学态度。1977年，新中国恢复高考，跃进先生考入南开大学中文系，开始在老师们的指点下，正式走上学术研究之路。大学三年级，罗宗强先生指导他的学年论文。没有论文写作经验的跃进先生尝试融合古今，以鲁迅小说《幸福的家庭》为例阐述《文心雕龙·神思篇》的创作构思问题。结果初稿即遭罗先生当头棒喝，提出三点批评意见：第一，态度不认真，字迹潦草，要求认真誊抄，一丝不苟；第二，对古代经典作品，一定要认真研读，准确理解，再发表自己的意见；第三，写文章不能随心所欲，一定要有明确的主题、严密的逻辑。这些意见，“良药苦口”，戳中了许多初学者的软肋。可又一针见血，一语中的，初尝有些苦涩，事后回味，有如仙人指路，句句在理。之后，跃进先生六易其稿，终在罗先生的严格指导下，完成了人生第一篇学术论文，并在南开大学首届学生学术论文研讨会上获得二等奖的好成绩。宋代严羽《沧浪诗话·诗辨》说：“入门须正，立志须高”，跃进先生后来在学术路上的成长进步，与罗先生的入门鞭策分不开。罗先生强调，“从事学术论文的写作，最重要的是认真的态度、严谨的精神”（《从师记》第48页），对于问学之人来说，这是基本要求，也是基本素养，这一提醒是非常必要的。

1995年11月，刘跃进和罗宗强先生（右）在南京大学举办的“魏晋南北朝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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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如姜亮夫先生与曹道衡先生所提倡的通达的阅读观。1984年，受教育部委托，姜亮夫先生在杭州大学开办首届古籍整理专业研究生班。姜先生亲拟培养方案，明确其办班目的，是使每个学生成为普照整个专业与中国全部文化史的“通才”，而不是电线杆式的“专家”。跃进先生即姜先生通才教育最早的受益者。《从师记》载，1984年9月到1986年4月间，姜先生延请知名学者来校讲座的次数多达15场，“郭在贻先生讲《训诂学》《说文解字》和治学方法；陈桥驿先生讲中国历史地理学和《水经注》研究；刘操南先生讲《诗经》研究和中国古代历算”等（第98页），交叉多个学科，兼容并包。这些课程，看似杂乱无章，其实渊源有自，基本延续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培养方式（姜先生曾受业于清华四大导师）。而这样的培养方式，也让跃进先生眼界大开，深刻体会到了中国传统学问的博大精深。

读博期间亦如之。曹道衡先生亲拟博士培养计划，总要求是，“三年之内对先秦两汉文学有通盘了解”，还将学习目标细化到每一年：第一年，大量读书，先秦至少读完《诗经》《楚辞》《左传》《国策》《孟子》《庄子》《论语》诸书，两汉至少读完《史记》及汉代乐府。第二年，学思结合，除读书外，每课提交一篇课程论文。第三年，深入研究，读《诗经》《楚辞》各注本，对研究题目形成创见，立论允当（第75页）。曹先生家学渊源深厚，有无锡国专的底子，师从童书业先生，又在北京大学受游国恩先生亲炙，因此，他的研究特色便是视野弘通、探微知著，能从小题目中看到大世界。跃进先生跟随姜、曹二位先生读书，博通文史，他所写的文章，往往视野宏阔，立意深远，有大家风范。

1986年5月，刘跃进（左）和王达津先生在杭州桐庐严子陵钓台

三如叶嘉莹先生所示范的积极向上的精神境界。叶先生1924年出生于北京名门，可生逢乱世，命运多舛。1979年归国讲学时，她已是近60岁的老人了。但老人家以独绝的韧性，不向命运低头，而是以诗词为伴侣，化悲痛为力量，春风化雨，教书育人，感染感动了无数人。跃进先生便是其中之一。据他回忆，当年叶嘉莹先生首次回国在南开大学讲学，“白昼谈诗夜讲词，诸生与我共成痴”，盛况空前，并无意中促成了他学术旨趣的转向。“真正促使我对古典文学产生浓厚兴趣的，应当是著名学者叶嘉莹先生。叶先生点燃了我的古典文学研究梦想，让我们理解了文学的力量在于兴发感动，同时，叶先生的言传身教让我们知道，生命的意义在于生生不息之追求。”（第147页）“叶先生不仅仅向我们传授中国古典诗词的知识，更是向我们传递一种人生哲理和向上的力量”（第45页）。如她讲王国维的《人间词话》，将词的三境界引申到人生之三境，精微巧妙，引人深思。讲杜甫的《秋兴八首》，则回归历史场景，站在历史高度理解杜甫之崇高，分析入理，感人至深。跃进先生《从师记》言：“文学艺术是一种情感的表达、交际的方式。作者把自己体验过的真善美的情感传达给别人，让人温暖，使人忧伤，在悲欢离合中品鉴人性之美，体验崇高之感”（第110页），对文学的认识，与叶先生一脉相承，引人向上。

四如王继权先生、魏隐儒先生身上所表现出的无私奉献的师者情怀。按理说，王、魏二位不是跃进先生的老师，他们之间没有直接的师承关系，但无论王先生，还是魏先生，都在跃进先生的成长之路上，伸出过无私的援助之手，表现了老一辈学人不计个人得失、甘于奉献的高尚品格。1977年高考前夕，跃进先生因复习备考认识了复旦大学的王继权先生，从此二人书信往还20多通，“来谕惓惓，亲如促叙”交往20余年。从高考到考研、考博，从知青到讲师、教授，王先生一直关注跃进先生的成长，给予许多实质性帮助。用跃进先生的话说，“他（王继权先生）就像辛勤的园丁，在不同时期，针对不同情况，默默在为我补给养分”，而王先生“只是出于一个老师的本能。他希望把自己的所知所得，毫无保留地告诉后学，让他茁壮成长”（第255页），别无他求。这样的高风亮节，令人感佩。

魏隐儒先生也是这样，毫无门户之见，积极奖掖提携后学。跃进先生通过书信认识魏先生的时候，魏先生已是国内著名的古籍版本鉴定专家，但他丝毫不计较年龄、辈分的差别，对渴求上进的跃进先生勉励有加，称自己“绝不保守，愿将所知‘竹筒倒豆子’，与同道共同研讨，共同进步”（第221页）。他不仅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在之后的岁月里，跃进先生得以有机会跟着魏先生“观风望气”，学到许多古籍版本知识，对他在古典文献学领域的深耕细作助益颇深。

在《从师记》中，除了以上几位，我们还能看到许多老师的人格风采。如讲课讲到动情处，眼里常含泪水的王双启先生；在特殊时期，患难与共、相濡以沫的王伯祥与俞平伯先生；“为他人作嫁衣裳”、为图书资料事业默默奉献的汪蔚林先生；“对前辈极为尊重，对平辈倾心相交，于后学则提携不倦”（第257页）的傅璇琮先生，等等。真可谓“学为人师，行为世范”（启功先生题北京师范大学校训），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跃进先生很幸运，在学术成长之路上得遇这么多良师、名师、大师，为他指点迷津，树立榜样。而今，他通过《从师记》，讲述学术故事，彰显师者情怀，启人心智，度人金针。老师们虽已远去，但他们留给我们的宝贵治学方法、学术品格，必将化为榜样的力量，引领我们前行的方向。（齐清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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