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天新消息丨“性同意”可能是一个精心布置的陷阱

在法国作家瓦内莎·斯普林格拉的回忆录 《同意》里，她讲述自己14岁时，被50岁的作家G引诱和控制，并发展出一段畸恋的创伤往事。这本书在法国引起巨大舆论反响，推动设定了性同意年龄相关法律。（人民视觉/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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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2月，瓦内莎·斯普林格拉的自传体小书《同意》中文版面世，引起了广泛讨论。作者是一位生于1970年代的法国女性，这本书分“童年”“猎物”“精神控制”“抛弃”“烙印”“写作”六章，控诉了她在14岁那年，被一位年长她35岁的法国男作家G引诱、控制，发展出一段畸形关系的经历。

《同意》冷静、简洁的叙述，像对着心理医生进行的一场漫长独白。2019年底，这本书在法国出版后，引起了文化界的轩然大波。G是一位中国读者并不熟悉，但在法国曾声名卓著的作家加布里埃尔·马茨内夫。G曾在1995年获得密特朗总统颁授的勋章，在2013年获得法国雷多诺文学奖，他的手稿与普鲁斯特、杜拉斯的一样，被保存在法国当代出版档案协会，供读者瞻仰，这是他作为一个被官方文化机构认定的经典作家的证明。

2020年，83岁的马茨内夫被检察院重新调查，他的书被书店撤回和下架，多家出版社宣布与他终止合作。2021年，法国修改法条，确认了15岁的自动“非同意”门槛。由于过早的性行为会对未成年人的生理和心理造成巨大伤害，所以立法者对未成年人的性同意权利作出一定的限制，在某个年龄界限以下的未成年人没有性同意权利，换言之，与此年龄以下的未成年人发生性行为，无论未成年人同意与否，都是犯罪。

在性同意年龄上，各国并不统一，我国现行法律规定是14岁。美国各州的规定不一致，但一般认为16—18岁以下的女性没有完全的性同意权；英国不满16岁的人没有完全的性同意权；泰国最初的性同意年龄为13岁，1987年提高到15岁。性同意年龄的设置，主要是为了防止年长男性把未成年女孩作为性剥削对象。对于年龄相近的少男少女之间的性行为、性探索，多数国家的法律认为可以免责。全国人大代表朱列玉曾建议提高中国的性同意年龄：“对于存在监护或教育关系、管理关系的对象之间，比如师生关系，性同意年龄应达到18周岁；一般的性同意年龄应达到16周岁。”

瓦内莎不满10岁时，父母离异，父亲缺位导致她对年长的男性产生了一种潜意识层面的倾慕情结，这是对父爱的懵懂寻找。而她的单身母亲，是一个文学出版界的编辑，周围恰好环绕着众多作家、出版人、艺术家，带着独特的魅力和文化的光晕。于是，在瓦内莎13岁时随母亲参加的一次文化派对上，她认识了和她一样具有东欧血统的作家马茨内夫，成为后者的狩猎对象。

《同意》这本书的描述中，瓦内莎的经历清晰地佐证了性同意年龄门槛的必要性在于，权力关系的巨大失衡。瓦内莎和马茨内夫的权力不对等是全方位的：性别（女性/男性）、年龄（未成年人/中年人）、声望和地位（初中生/知名作家，随身带着法国总统的亲笔信）、知识的象征资本（爱看书的小读者/博览群书的文化人）。不幸的是，瓦内莎年轻的母亲，并不反对女儿与年龄悬殊的作家“交往”，她是一位经历了1968五月风暴洗礼的进步主义者，而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法国的进步主义者存在一个认知的盲区，虽然反对资产阶级保守的性道德，主张性解放，却忽视了性解放在权力严重失衡情境中，应该具有限定性。瓦内莎在一次采访中说：“有权有势的女性可能很难理解其他女性无法保护自己（这可以是囿于种族、贫穷、尚未成年，甚至可能是这三者均占的缘故）。”父亲的隐匿、母亲的默许，让瓦内莎更容易掉进那个以爱情为名层层包装、精心布置的陷阱。

当代艺术的资深从业者吕静静长期关注性别议题，她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对于瓦内莎的母亲那一代文化人来说，一方面当时主张未成年人‘性权’的主体实际上是成年知识分子，正如‘女性的解放’（而不是女性的自我解放）常常成为男性知识分子对所谓‘进步性’的表达手段，‘未成年人的性权’在此刻成为成年人的‘进步性’对一个实际上在行为能力、心智能力上均处于弱势的群体身上的投射。如果此前两个青少年之间的性行为也是禁忌，那么解除这种伦理观对人的压迫，也需要更细致地考察工作，而不是突然之间让未成年人和任何人的性禁忌都被解除，否则，未成年人会更容易地成为性剥削的对象。”

的确，瓦内莎曾与他小学时的同班男生朱利安进行了一场持续数年、两小无猜的探索游戏：“在一片漆黑的房间里，在直接铺在地上的床垫上，我们像磁铁般紧靠在一起，仿佛有一股魔力将我们变得饥渴难耐，不知满足。每天晚上，我们的身体紧紧相贴，寻求着某种永远不会得到满足的愉悦感受，但这种追求已经足以让我们不断地、肆意地重复同样的动作，一开始非常笨拙和隐秘，然后随着时间的流逝愈发精准。我们成了这身体艺术的行家，每次要发明写新的姿势时，我们的想象力总是无穷无尽。”然而，此后与马茨内夫的关系中，她更像是一个饮下“爱情”的毒酒，用身体和精神的双重痛苦来满足神祇的祭品。

马茨内夫最可怕的地方在于，他一面营造着爱情的假象（尽管这所谓的爱情还是不能见光，他见初中少女瓦内莎时总是躲躲藏藏，戴着墨镜），一面又施展写作与叙述的神通，试图对少女进行精神控制。他辅导瓦内莎写作文，却教她撒谎，用一段编造的骑马的经历，让她的作文在班上赢得满堂彩。让你写什么，你就写什么，这是对写作的虚伪性最不加掩饰的自指。同时，少女与中年作家之间的“情事”和隐私，又成了供养马茨内夫写作的源源不断的养料，他不但通过小说、传记掌握了这段畸形关系中上帝一般的权威，而且利用日记、信件等种种处心积虑设计的文字材料，编织起一张叙述者的权力之网，让幼弱的瓦内莎的主体性完全被宰制、剥夺，提线木偶般虚空。

当瓦内莎开始质疑这段关系的不平等，产生主见，并进行质问和反抗时，马茨内夫马上开始寻找下一个比瓦内莎更年幼的猎物，用新的祭品替换掉旧的，她们的共同点是，永远停留在十四五岁之间。

诗人、作家杜绿绿最近在广州博尔赫斯书店发起了一个女性写作小组，她不是以导师，而是以平等的向导和对话者的身份，与招募来的爱好写作的女性探讨文学。“可能是预先知道了《同意》的内容，所以从一开始阅读就有点窒息，作者的语气舒缓、冷静，她基本‘不发作’，只是缓缓道来。但正是这种从容不迫让我很心痛。G的无耻到了最后多了点滑稽，他利用女孩们的信件、照片维持文学创作与名声的行为，使他自己不再有资格被称为作家，而是邪恶的代表。最让我痛心的是瓦内莎一度放弃了想当作家的念头。《同意》写得多好啊，如果她没有认识G，就不会厌恶文学；如果她一直写作，或许会成为女性的写作榜样。”杜绿绿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如果说在15岁时认识到马茨内夫的谎言，摆脱这段关系，是现实层面的反抗，此后长期患有重度抑郁症的瓦内莎，终于在四十多岁时鼓起勇气写出《同意》，则是夺回叙述权力的写作层面的反抗。女性对写作权的争夺，是一条漫长的道路，伍尔芙做到了吗？也许，但林奕含还要继续用自己的才华来解构“巧言令色”，用遗作《房思琪的初恋乐园》来对抗社会性的共谋。

事实上，直到史航被多位女性指控性骚扰，他数年前为林奕含的书写的推荐语才被出版方撤回。史航的推荐语正是巧言令色的代表：“走过危机四伏的成长，我们每个人都是青春的幸存者。”他作为一个中年男性知识分子，用“我们每个人”这种偷换概念式的模糊化的主体，将自己与房思琪的权力位置、经验和性别的差异草草抹除。范新、宗城的性骚扰事件，性质虽与《同意》不同，但都是利用了某种情境下的文化从业者的光环。

瓦内莎在书中还提出了一个问题：难道文学与艺术的从业者，就拥有道德的豁免权吗？《圣徒与眼泪》的作者齐奥朗是马茨内夫的朋友和导师，当瓦内莎向齐奥朗求助时，他却说：“G选择你便已经是你极大的殊荣。你需要做的是陪伴他在创作的道路上前行，同时也要包容他的反复无常。自我牺牲和奉献精神才是艺术家的妻子应该具备的品德。”作家和艺术家追求自由，但自由的前提性原则应当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马茨内夫也曾在少年时代遭到成年男性的性侵，他却把自己受到的伤害转变成了一种报复性的癖好。

《同意》所发起的讨论，并非性解放与性保守之辩，而是为所谓的“天才”和“大师”祛魅，让每一个从事创造性工作的人反省自身的特权（privilege check）。自由不应以伤害为代价，解放更不是欺人也自欺的诱捕。

南方周末记者 黎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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